从统计到教育,再到临床试验:Will Ma (HopeAI)的创业之路

Mother of Success 采访
对话人:贺小(Xiao He) × HopeAI 创始人 Will Ma

自我介绍:从学术界到药企的转折

Xiao:
请向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自己吧!

Will:
好的,我叫 Will。我本科在浙江大学数学系,之后在美国弗吉尼亚大学攻读统计学 PhD。读博期间的研究方向是临床试验设计(比如“自适应/响应自适应设计”等),所以毕业后很自然地进入了药企。我在新泽西的赛诺菲(Sanofi)负责过两个大型三期临床试验。

第一个三期临床试验对我影响特别深:我刚入职不到四个月,试验就停了。那时已经投入了六七千万美金。问题不在药本身,而是统计师和临床医生之间的理解误差与失误。这类事情外界很少知道,但在药企里并不罕见。临床试验本身就是在信息不全的情况下,必须快速做决策、和时间赛跑;如果不够快,反而更容易失败。我的第一个试验就这样“挂掉”了。

从药企到学术界,再到创业

在药企待了两年后,我有点心灰意冷,就回到了学术圈,去了 Moffitt Cancer Center 担任教职(这也和我读博时合作过的一位教授去那里做系主任有关)。我的研究和之前非常契合。

进入学术圈两年间,我发表了足够多的论文,顺利拿到了绿卡。之后我就正式全职创业,做 AI 在教育领域的落地:Adaptive Learning。主要业务在中国大陆,团队大部分在国内,美国纽约也有一个小团队。我们做得还不错,成为国内头部,其实也算是全球头部。

后来由于一系列原因,这个领域在国内被叫停了。我们痛定思痛,幸运的是及时抽身,没有继续挣扎,否则很多公司现在可能都很难维持。我们回到美国,重新回归老本行医疗。

回美国后,我先回了一家药企,重新熟悉情况。2023 年我们正式重启创业,回归老本行。原来做教育时的核心团队成员,比如 CTO、运营负责人等,很多都还在;我又邀请了博士导师和药企的朋友加入,组成了现在的团队。HopeAI 就这样开始了。

学术与创业:宿命与选择

Xiao:
看你的 LinkedIn 时,我注意到你有一段教职经历。如今回看,学术与创业带给你的感受是怎样的?

Will:
有时候真得相信宿命。从小有人说我这辈子会当老师,我一直不信。结果去了药企两年后,又回去当了老师。后来做教育,更像“当老师”。我其实挺向往学校生活,未来也可能在学校挂职、教课、写教科书,那会是很美好的归宿。

Xiao:
创业者常被认为是在外面谈生意、拉客户,和学术氛围很不一样。你既创业成功,内心却仍向往学术?

Will:
不同阶段心态不同。刚毕业时为学术而学术是一种心态;在外面经历一圈再回归学术,是另一种。我比较喜欢体验生活。你看我经历了业界两年、学术两年、再创业、再换方向……在药企时,我很快看到了“天花板”:当你身边比你大二三十岁的同事做着和你一样的事,你会意识到二三十年后可能依然如此。而且很多人后来变成了 contractor,能升到 VP 的毕竟是少数。所以我决定换环境,去了学术圈;那里对有小孩的家庭也确实更友好。

为何选择教育创业?市场与机遇的考量

Xiao:
拿到绿卡后,你为什么选择去中国做教育创业,而不是在美国做医疗相关创业?

Will:
时间点是 2016 年左右。那时“AI”还没现在这么热,大家更多谈的是互联网。我们分析了互联网影响最小、尚未被重塑的两个大领域:医疗和教育。十年前它们几乎和互联网没什么关系。医疗极难做,我研究的 adaptive design 在医疗上还不成熟、难以落地;而教育相对容易:给学生“好一点或差一点”的题目,影响的只是效率高低。

其次,全球最大的课外辅导市场在中国。美国家庭可支配收入约 30% 花在房贷等支出上;而很多中国家庭把 30% 的可支配收入投入课外辅导。市场巨大、现金流充沛,而且当时还处于“刀耕火种”的时代:信息化薄弱、下沉市场老师收入不高、整体水平参差。我们把 AI 算法等先进理念带进去,是降维打击,落地机会成熟,所以自然而然选择了教育。

合伙人之道:信任与长期合作

Xiao:
很多希望创业的朋友会困惑:怎么找到好的合伙人?

Will:
合伙人大多是我的好朋友。很难想象和不熟的人合伙。你和合伙人相处的时间可能比和配偶还多。婚前要谈几年恋爱,合伙更需要多年深度相处,确认三观是否一致。Hope 的创始团队要么是我的博士导师,要么是合作了七八年、十来年的 CTO、COO……当然也有闹掰的时候,“合伙人闹掰是创业第一杀手”。

Xiao:
我很佩服你团队的稳定:从教育转到临床试验,设计师、CTO 等都一直跟着你。为什么大家能合作七、八年甚至更久?

Will:
可能又回到“老师”的气质:我喜欢分享,带着大家一起成长。从教育转到临床,天差地别,我花了两年时间给 CTO、COO 系统上课,让他们理解新药研发的全流程。至少每周一堂课,中间频繁交流;用了两年时间,把领域知识真正迁移过来。我们也会请博士导师、懂临床试验的新合伙人一起“带课”。理念是:把老团队教会,而不是“换一拨人”。

创业文化:乐观、坚持与开放

Xiao:
上次和你聊天像上了一堂创业课。你给的经验非常开放,有些人可能会很保守。

Will:
我们基本都愿意公开,甚至愿意和竞争对手聊。你能主动 request 非常关键。创业很多时候是一念之差,有人伸手、一个新思路就过关了。我经历过至少四五次工资快发不出的情况,但突然就有转机。

Xiao:
你一直乐呵呵的,是天性乐观吗?

Will:
我们的文化有四点:

  1. Freedom & Responsibility(自由与责任)——这是学 Netflix 的(我们还专门去 Netflix 学习过文化)。

  2. 乐观。

  3. 坚持。(后两点是我们后来加的)

创业贵在坚持。但苦哈哈是坚持不了的。所以即使明天付不出钱,该睡觉还要睡。一方面要严肃对待,另一方面也要把它当作“游戏人生”。公司“挂了”也是很好的体验。

家庭与创业:支持与平衡

Xiao:
你从学术圈出来创业,你太太和父母怎么看?

Will:
我老婆一开始当然不同意。我们当时住在生活成本低的地方,我有 tenure-track、工资不错、paper 压力不大,孩子也喜欢那里。看起来很稳。但我不想“settle”(摆烂),觉得再干 20 年也差不多那样。她知道拦不住我,只能“被迫”支持。我父母还好,他们觉得我可以常回国,反而挺开心。

工作状态本质是家庭状态的反映。看一个人在家里什么状态,基本就知道他在公司是什么样。合伙人阶段尤其如此:家人是否支持、是否认可事业、能否接受经常加班与出差,都极其关键。真和结婚差不多,还要考虑两边家庭。

推荐与愿景:从《黑客帝国》到医疗 AGI

Xiao:
采访的最后,我们会请嘉宾给读者推荐一本书、一个 podcast 或一部电影。

Will:
先推荐一部电影吧。我从初高中就特别喜欢 《黑客帝国》(The Matrix),可能它为我做 AI 埋下了种子。现在我们做临床试验,本质上是在做 simulation(仿真):在试验前先跑仿真,看方案好不好。

我们的愿景是:做 Healthcare 领域的 AGI。别看我们现在做临床试验,背后做的是 “Covariate-Adjusted Response Adaptive Design”:传统试验是实验组/对照组 1:1 随机,患者运气好拿到试验药,运气差拿到对照药。我们希望在保留必要随机性的前提下,让每位患者都以更高概率拿到更适合他的药。这个研究我们做了很多年,现在开始落地。

再往后,我们认为全球只会有一个“临床试验”,那就是真实世界:整个医疗系统就是一个大算法。不再是“临床试验去找患者”,而是一切从患者出发:某个患者进来,依据他的证据与条件,算法决定他该用已批的 A 药、已批的 B 药,还是在研的 C 药,并给出相应概率。这像一个 Matrix,把所有人和所有药连在一起,统一分配治疗。

很多人会说 “生死攸关不能交给 AI”,我恰恰相反:我认为在可预见的十年内,生死攸关的事反而不敢交给人。以后开车不敢交给人;看病也不敢交给人——这个治疗方案多活两年、那个少活两年,人哪敢拍脑袋?要么交给 AI,要么交给体系;人承担不起这个责任。

所以,我们现在从 “构建临床证据(clinical evidence)的结构化与可用” 切入——让证据 AI 可用,接下来治疗方案与试验设计都将基于证据做决策。这就是我们在干的事。

书很多。偏实践(practical) 的,我看过的有:

  • Google 的管理方法(我刚创业时完全不懂管理,就像教科书一样学了 Google 的 OKR 等体系)。

  • Netflix 文化手册(我们去 Netflix 学过文化)。

  • Andy Grove 的 《High Output Management》(我们当时把它当必读)。

  • Paul Graham 的文章等。

在国内那段时间,美国的一些体系不完全适用,所以我又系统学了阿里的“销售铁军”。2000 年代,大家还不知道什么是互联网,阿里靠地推团队让一个个小企业主交几万块,把公司信息放在网上,告诉他们也许半年、一年后大洋彼岸会有人下单,这是极难的销售动作。他们有一套很深的体系,我们花了很多时间才明白:他们把“组织化方法论”照进了销售。

中美销售与工程文化差异非常大:

  • 在国内,很多生意一半靠价值、一半靠“韭菜”,你不能纯靠价值,否则很难做起来;销售不一定有专业背景,但会拿单就行。

  • 在美国基本是价值驱动,靠产品与服务说话。药企就那么多家,目标明确,founder-led sales 更现实;合作多了,中小企业看你团队与价值就会合作。

因此我们曾经把销售与研发物理隔离:两栋楼、互不打扰。硅谷的“自由文化”拿去管销售,是灾难;销售那套打骂式 KPI 文化拿来管工程师,分分钟崩溃。我们那时团队 150–200 人,其中销售和前端相关六七十人,研发更多,但必须隔离,否则文化混在一起就不上不下,不好管。

Xiao:
现在 HopeAI 的销售主要还是 founder-led 吗?

Will:
对。美国这边领域咨询与专业度要求高,没有只会卖但不懂业务的“纯销售”。几大药企就那些,每个机会都极其珍贵。当你和足够多药企建立合作,中小公司一看你团队资质与实际价值,就愿意合作。在美国做事更“纯粹”。

Xiao:
谢谢Will的分享,今天真是受益匪浅!

Will:
也谢谢Xiao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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